查斗封建  平分土地

1947年9月，中共双辽县委根据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关于双辽要当革命根据地来搞”的指示精神，召开县委会议，研究了下一步土改工作，决定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确定“查阶级，分敌我，贫雇农当家；查分地斗财宝，彻底打垮地主”的方针，要求各区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倒苦水、挖穷根、查翻身、查阶级挂条子、撤换流氓干部，发动群众先查后斗，普遍抓押地主，彻底打垮地主势力。

中共双辽县委采取以分地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由点到面地展开，在具体工作中把握好分地政策，关键是分四种地，一是日伪统治时的开拓地、农场、庙地等；二是逃亡大地主的地；三是敌伪残余分子的地；四是勾结土匪的地主的地(一般地主和富农的地暂不分，但必须减租和退上一年的地租)。这些土地要分给四种人：第一种人是无地的赤贫的革命军人家属；第二种人是无地的贫穷的雇农、工人；第三种人是少地的革命军人家属；第四种人是分给少地的贫农。

中共双辽县委决定，春节后要立即掀起一个平分土地的新高潮。采取比的方法，平分土地要达到“平”和“可心”的目的。参加运动的不仅是贫雇农，还要有中农，以户计算要达到100％，以人口计算要达到80％左右。就一户来说，全家男女老少要反复商量，饭桌旁、炕上、地头上都议论挑地、争地、比地的大事。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为了挑到自己扛活挣来的那块地，为了挑到曾经埋葬自己老人的那块土地，费尽心思，多种准备，打破情面。军人家属在本阶级里优先挑，军属之间也可以争比，菜园子地则留给妇女们去挑，去争比。真是“寸土必争，不平则鸣，”有的中农不愿打乱平分者，按政策不动，并补给他不足部分，只进不出。有一个中农自编一首歌：“中农中农，报国尽忠；如果不好，情愿挨轰”。贫雇农、烈军属分好地，中农分二等地，富农分三等地，地主分坏地。也就是说，贫雇农先挑地以后，才让富农、地主选地，也允许他们争比，即“比”罪恶大小。结果，富农分得一部分坏地，地主大部分都是坏地。在平分土地中，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党的指示精神，发挥了贫雇农的优势，得民心，顺民意，扶持了贫雇农的正气，广大农民拍手称快，全县未发现一例“和平分地”的情况。

在第二次进行土地改革分地过程中，中共双辽县委在原有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分地的方式方法，把地分等级，好坏搭配，贫户优先，军属先挑，剩下的土地，富农在一起争；在分浮物中，大部分按三等九级，果实核价，自挑公议，贫雇农挑完之后再由中农来挑，也有极少数村屯，采取添坑补齐的办法来处理。同时，在分田地分浮财中也进行了划正斗错的补偿工作。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反对右倾，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斗争中采取“扫荡”方式，提出了“光、平、保”口号。光：即整光地主、富农的财产，在经济、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平：即平分土地；保：即保护中农。具体要求：把地主、富农的底产财宝全挖出来，挖光，不光就不能平。同时，实行“光”、“平”的形式整编队伍，通过贫雇农参加的代表会推选“扫荡”干部。雁翎区各村把地主斗了两遍后，从农历腊月二十五起，8个村到外村扫荡搜查地主隐藏的东西，搜出不少贵重物品及日用品，有的人家被搜查数次。

中共双辽县委书记(兼县长)陈凤池同志参加了地委的土地会议后，立即召开了230余名贫雇农参加的代表会，传达省、地委的会议精神。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置，各区负责人亲自到村召开贫雇农大会，针对群众开始反应区干部、村干部民主作风不够，立场模糊，贪污果实、未分土地等问题，县委在区、村干部中开展了查阶级、查立场活动，清洗了一些成分不纯，作风不正，立场不稳的区、村干部。

县委针对有的区、村果实分配不及时，开展斗争不充分，斗争结果不落实、村与村联系不全面等所引起的群众不满的问题，召开雇贫农代表大会，台上交权审干，台下直接和全体贫雇农见面交权、交政，由全体贫雇农审查，好的留用，继续工作，不好的撤职，干部解职下枪。班子涣散的，原村级组织都解散，成立村斗争委员会领导，实行“跑马交权”。有的区负责人骑着马，一天跑到好几个村去亲自向贫雇农交权交政。

县委给各区信中重申：“我们的方针是放手让全体贫雇农阶级群众起来掌权，实行‘光’、‘平’，审干只是个开头”。信中强调“审查处理区村干部时，领导要慎重掌握，教育群众，即使这些干部(除混入的阶级敌人外)不好或很不好，也是‘一家人’，‘内部问题’，‘不动武，只讲理’”。县委信中还提出“查翻身”，即：把“光”、“平”政策与各村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在贫雇农代表大会上以“光”、“平”政策的标准来查翻身。

1948年春节前后，全县各区紧密结合交权审干与实行“光”、“平”的“扫荡”运动结合起来。卧虎屯区原来说“各村‘光’各村”，可年三十那天，全区贫雇农代表大会上决定“各村联合‘光’”，即联合“扫荡”。这样，各村屯群众联合起来，有的在地主房顶上，挖出两斤重的银子，有的在地主婆妇的衣服内查出金子、鞋底里查出金镏子，还有的在碾子盘底下挖出暗藏的手榴弹。其他区扫浮财，查出金银首饰、布匹、粮食、肉、油以及枪、子弹等也很多。双山等四个区也组织了围攻安边堡区的联合“扫荡”。全县农村“扫荡”的声势大振，不少地主、地主婆子被吓昏、吓病了，个别的吓死了。

地委书记杨易辰等同志春节前亲自到郑家屯检查平分土地工作情况，关于“光”、“平”以及“扫荡”，特别是平分土地的工作，对县委作了指示。副县长艾汶同志传达了地委书记杨易辰的指示精神：放手扫荡，是目前群众运动主要形式。轰起来，扫一遍，不只是为了“光”，更是为了造成平分土地的高潮，打下平分土地的基础。扫一遍以后，领导上要有意识地、及时地把运动引导到平分土地上去。分地本身就是斗争。过去的和平分地，配给的办法，要反对。地分4等，个人挑，互相比，大家评。挑、比，是内部斗争，分地中挤查出地主非富农，是外部斗争。在斗争中分地是重要的一环，领导要掌握住。各区根据具体情况，迅速进入平分土地运动，再次强调领导直接与全体贫雇农见面，交底、交权、交政策。分地时，中农也要参加贫雇农大会。

平分土地运动是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一场政治、经济革命，是地主阶级遭到一次最严重的打击，封建堡垒遭到一次最严重的毁灭，它标示着土地革命任务的完成。这一次放手发动的运动规模之大，参与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之广，挖出的果实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在制定政策时过分强调“贫雇农路线”，普遍进行“交权审干”，搞“联合斗争”、“大扫荡”，使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差。主要表现为：把部分中农错划为富农，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对中农在政治上歧视，组织上排斥；部分农民进城分了工商业者和兼种少量土地的小手工业者的资产，造成城市工商业停业，市场萧条；不给地主、富农生活出路，把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同地主、富农划等号，进行打击；打击面过大，打人过多，杀人也较多等问题。除郑家屯、双山、茂林三个区外，全县28320户，163 992人。其中，农村25481户，13l874人，被斗2717户，19469人，打击面占10.66％，大大超过了上级规定5％的控制数。被打击的户和人口，在“扫荡”中，在又轰一遍的大发动中，大约有一半被错划、错斗了。经过调整，实际划定地主、富农成份的只有1247户。这一时期，全县打死(含枪毙)、自杀30余人。

造成这个原则性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原规定“剥削半个至一个半劳动力”作为小富农与富农的界限未能遵守，为保证中农的“小富农这个缓冲地带”早被冲破。加上领导掌握不准，于是侵犯了中农利益。双山区的主要领导后来检查说：一是侵犯了中农利益。带领“扫荡”的那些代表，在本地区还没有发现乱来的，实施“扫荡”时，关键是有的同志不了解实际情况，又没有约束力，于是侵犯了中农利益；二是领导干部中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强调贫雇农阶级路线之后又走向极端，有尾巴主义的倾向；三是“贫雇农说了算”这个含糊的不完整的口号，曾流行一时；四是部分区、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在运动中，不少人受到伤害，情绪低落，工作中放任自流。1948年3月，陈凤池同志被调到四平市工作，省委派薛光军同志接任双辽县委书记。中共双辽县委书记薛光军根据省委和地区指示精神，及时布置各区认真进行纠正“左”的偏差，要求严格按照规定划正阶级缩小打击面；要切实认真地补偿被侵犯了的中农，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在进行此项工作时仍要以贫雇农为主，走群众路线，向群众进行政策教育，在村民大会上讨论通过，要允许被错划被斗者参加，提意见，最后由区上批准。同时注意纠“左”防“右”，防止以偏纠偏。通过较长时间的工作，这才逐渐扭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