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第二十二期 辽北省政府在双辽领导人民开展防疫运动

来源:双辽党建 发布时间:2021-08-25 阅读次数: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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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北省政府

在双辽领导人民开展防疫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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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浩劫,除了南京大屠杀等外,石井四郎等人组成的细菌部队残害无辜生灵的滔天罪恶更是罄竹难书。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于1932年成立,在哈尔滨建立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细菌战研究试验基地。该部队利用健康人体进行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梅毒等生物菌的研究实验。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有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军民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人士被日军731部队残害。日本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几乎都建立了细菌部队。从1939年开始,日军细菌部队开始进行“实地试验”。日军用飞机撒下大量混有鼠疫菌的谷物,或用其他投放方式,在这些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鼠疫或霍乱。


1、辽北省曾经两次发生鼠疫流行病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在双辽发生最严重的两次鼠疫都是肺鼠疫,也是最严重的一种类型。这种病死亡率极高,该型起病急骤,发展迅速,除严重中毒症状外,在起病24~36小时内出现剧烈胸痛、咳嗽、咯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痰;胸部X线呈支气管炎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极不一致。如抢救不及时,多于2-3日内,因心力衰竭,出血而死亡,临终前患者全身皮肤呈高度发绀,故有“黑死病”之称。   

鼠疫的发生地──辽吉根据地,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内蒙古各一部分,位于松花江以南、沈锦铁路以北和沈长铁路西侧,南为医巫闾山,北为科尔沁草原,中部为松辽腹地,即现在的白城地区、松原地区全部和四平地区的部分市县。最高党政军机构是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和辽吉军区。

在辽吉地区先后发生和严重流行的霍乱和鼠疫,是两种疫情,剧烈的瘟病,传染快,死亡率高,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极大。在全县人民处于反对国民党斗争的严重时刻,在双辽又发生了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疫情,群众称之为虎列拉(霍乱)。当时,不仅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使许多人丧失生命,也影响解放区生产、参军和支援解放战争,直接威胁着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如果不及时扑灭,蔓延开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1946年7至9月份,霍乱传染病由西向东蔓延,双辽、开通、瞻榆、洮南、大赉、安广、乾安、前郭等县(旗)都发生了霍乱传染病,造成许多人死亡,特别是在农村流行的疫情比较严重。霍乱病的主要传播者是带病菌的苍蝇,人吃进被苍蝇污染的食物,便感染为霍乱。由于人民群众缺乏卫生防疫知识,战争环境使生活条件困难;卫生条件差,饮水不洁,食品被污染,加上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沈哈铁路线上的大中城市之后,对广大乡村实行经济封锁,城乡流通被割断,乡村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及医疗药物都非常缺乏,致使当年霍乱疫情蔓延开来。

感染上霍乱的病人,都是上吐下泻不止,连续吐泻之后,造成患者严重脱水,体温迅速下降,抽搐、昏迷以致休克死亡。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如果医疗药品充足,治疗及时,一般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没有对症治疗的药物,不能紧急抢救,严重的患者有十几个小时就送了命。  

这次霍乱病大发作时期,尽管双辽县委已北撤,暂时处在战争形势不利的困难局面下,但是,党的地下组织冒着国民党军队、土匪、地主武装袭击的危险,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发动和组织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中医、西医、蒙医和有治病经验的民间人士,参加防治工作。那时,药物非常缺少,只能推行土方土法救急治疗,曾发动群众用煮沸的食盐水从口腔灌病人,却也起到了缓解病情的作用,没有消毒药剂,就用生石灰、柴草灰代替,洒在病人吐泻物上消毒。群众中也有用扎针拔罐的,凡是有效的治疗方法都提倡。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农村苍蝇很多,群众对苍蝇传染疾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所以扑灭霍乱首先要进行一次大宣传,使人民群众增加预防霍乱感染的知识,还要发动群众大搞卫生运动,如清扫垃圾,清除庭院里的屎便,挖蛹灭蝇,掏井清水源,还要整顿和管理市场,严禁出卖腐烂变霉的瓜果等。到1946年9月末,这场霍乱疫病基本上被扑灭。

1947年7月,辽北省通辽、双辽、乾安、长岭、四平等县发生了“百斯笃”(即鼠疫)流行病。

疫情发生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正确领导下,辽吉省委和辽北省政府,动员了一切人力物力,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带领辽吉人民开展了一场防疫保命运动。于文清被辽北省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辽北省卫生防疫委员会主任和西满防疫指挥部副总指挥,于文清亲自组织医疗队赴通辽、乾安等地防治疫病,指挥卫生防疫工作。在白城子设立制药厂,研制预防鼠疫、伤寒、霍乱疫苗,及时有效地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蔓延,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了找出鼠疫发病原因,从根本上加以消灭,于文清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疫情最严重的通辽县,通过10多天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防治鼠疫的具体办法。这套办法经过进一步归纳,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以及国家卫生部制订防疫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早发现鼠疫的是鲁北(今内蒙古)三区五道井子村,时间是1947年5月15日。起初,人们发现大街上、院子里到处都是死鼠,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鼠疫即蔓延到人间,到6月中旬已有10人死亡。7月中旬在洮北 (今白城市洮北区)、大赉 (今大安市东部 )两县发现鼠疫,到8月中旬,鼠疫已蔓延到洮安 (今洮南市东部)、开通 (今通榆县)、开鲁等6县,死亡520多人。9月末 ,鼠疫进一步蔓延到通辽、东科中旗 (今科尔沁左翼中旗)、东科后旗 (今科尔沁左翼后旗)、前郭、乾安、长岭、双辽、四平等20多个县 (旗),范围几乎涉及整个辽吉地区。1947年,双辽县仅5个自然屯,发生鼠疫病人139人,死亡114人,其中,后卧虎屯发病37人,死亡35人。

通辽县的疫情最为严重,共有城区和180个村屯发生了鼠疫。当时的通辽县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大县,仅县城人口就有4万多,通辽又是大虎山至郑家屯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车站,是内蒙古东部草原上的货物集散地,刚刚被我军收复,担负着军需物资的转运任务,物流、人流比较集中,因而患者也多,死亡率高,疫情十分严重。在城区,8月份平均每天死亡100多人,最多时每天死亡160人。在7- 9月的三个月里,整个城区死亡4300人,平均每8人死1人,其中死绝 88户,有一户铁匠全家11口,无一幸免。大林村在 7月初的几天内就死100多人。钱家店在7月份有鼠疫患者681人,死亡569人。大德泉孔家窝铺村在8月份有鼠疫患者134人,死亡79人。到1947年末,疫情结束时,整个通辽县死亡11777人。

除通辽外,乾安、洮安等县的疫情也很重。乾安县城周围10个村中就有 9个村发现鼠疫,每天都有十数人死亡,总计死亡1714人,占全县人口的4%,洮安县流行肺鼠疫时,死亡率高达9 0%。有个叫太平屯的小村,全屯只有 9户人家,却死亡24人!幸存者后来都迁往外地,昔日的太平屯变成了一片废墟。当时的情景非常悲惨,有人形容说:“先死的人,有人哭有人抬;中间死的人,有人哭没人抬;后边死的人,无人哭无人抬。”仅半年时间,整个辽吉地区就有2万余人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这次鼠疫大规模爆发,除疫病本身具有极强烈的传染性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防治技术落后。用于防疫的药物、器材等医疗用品极度缺乏,患者口服的药物只有少量磺胺。消毒灭菌的有效药物──石碳酸数量极少,只限在医院、隔离所使用,其它地方只能洒石灰水消毒。消毒器材也十分缺乏,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只好用笤帚头、刷帚头掸。注射用的疫苗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不过关,这样的医疗卫生条件显然不足以应付烈性鼠疫。

二是广大农民缺乏防疫知识。如前所述,在鼠疫流行前,人们曾发现到处是死鼠,但未能引起人们注意,还把死鼠乱扔,通辽的一位教师意识到这是鼠疫流行前兆,劝村民们把死鼠焚烧掩埋,人们置之不理,结果使鼠疫殃及人类自身。鼠疫的一种──腺型鼠疫,是由跳蚤作传播媒介的。当时的生活环境差,卫生状况恶劣,污水遍地,粪便满街,蚊蝇跳蚤滋生,这为鼠疫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

三是农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同时对防疫注射、隔离治疗有恐惧心理,不配合防疫队的工作,致使鼠疫扩散流行。当时许多人认为鼠疫不是由老鼠传染的,而是瘟神下界作怪,大搞迷信活动。在白城市的青山区八家子屯,几乎每户人家的门上都贴一黄纸,画一葫芦,上书“瘟神老爷本姓雷,见了葫芦就请回。”通辽县大林区一棵树屯发生鼠疫,3天内死了10多人,经防疫队隔离治疗后,已见成效,但迷信的村民决定请戏班子唱三天皮影戏,以送瘟神,结果不仅没送走瘟神,反而为鼠疫蔓延创造了条件。头一天,几百人挤着看戏,次日就病倒上百人,第三天已有 100多人死亡,戏班也被吓跑,还把疫情带到外屯。

此外当时的人们对防疫工作不了解,惧怕隔离治疗,拒绝预防注射,结果延误了治疗,致使鼠疫呈“燎原”之势。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鼠疫发生后,迅速扩散至 20多个旗县,对几百万辽吉人民的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到辽吉根据地的巩固以至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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