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第四期 双辽军民同仇敌忾 殊死抗击日本侵略者

来源:【讲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第四期 发布时间:2021-04-22 阅读次数: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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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辽军民同仇敌忾

殊死抗击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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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叶起,日本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疯狂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针对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民国期间军阀割据的现实,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东北发动了一系列的入侵,把中华民族推进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之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团结奋战,进行了一场中国近代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正义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全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正义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从1937年由局部转向全面抗战,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到处是抗日烽火,青纱帐里,万山丛中,到处是杀敌的战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国人民的浴血抗击下,侵略者终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不得不低下其罪恶的头颅,双辽人民同东北人民一道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最后打败了猖獗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最后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不朽篇章,是一段不应忘记、永远震撼中华儿女心灵的历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双辽人民的无比仇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拿起枪杆奋起抗战,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扒铁轨,颠覆列车,烧兵营,抢军粮,救伤员,当向导,些有民族自尊心的热血男儿,鼓动人民同日寇展开殊死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闪烁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为双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郑家屯事件”、义勇军攻打郑家屯、卧虎屯颠覆日军列车和于海川抗日的义举中,足见我双辽人民中华民族之浩气傲骨,神圣之不可侵犯。


1、抗日义勇军攻打郑家屯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日本的兵力不足3万人,而东北军14万人,由于国民党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当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郑家屯。不久,关内高专员带领10余名大刀队来到郑家屯,开始宣传日本侵略者侵略我国的罪行,同时,号召大家要趁他们人员不多,落脚不稳的情况下把他们消灭掉。在高专员的号召下,民间的自卫团纷纷响应,表示坚决打击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仅仅几天时间,郑家屯以南、以东就很快组织起一千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10月初,高专员领导的抗日武装队经过缜密计划,决定以火光为号,消灭日本宪兵队和火车站铁甲车中的日本鬼子。一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辨别敌我,每名抗日武装队员胳膊上系上一条白手巾,一千余名抗日武装队员全副武装埋伏在火车站附近,高专员派一个小分队把车站北边的辽河木桥点着、烧断,以便切断敌人增援部队的来路和敌人的退路。晚21时,只见火车站北边的辽河木桥火光冲天,火车站上和铁甲车中的日本鬼子看见木桥着火,纷纷冲出车站和铁甲车跑出来救火。这时,埋伏在火车站附近的抗日武装队员只听一声高喊:“打”,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立刻响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郑家屯火车站的宪兵队和铁甲车中的日本鬼子全部被消灭。随后,抗日武装队员又把铁甲车推翻在铁轨下。战斗结束后已接近半夜,这支抗日武装部队撤退了。 

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四平开来的铁甲车里装满了日本侵略者,两架飞机投了几枚炸弹。日本鬼子大肆搜捕抗日头领,结果一无所获。


2、义勇军在卧虎屯颠覆日军列车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在卧虎屯发生了抗日义勇军联合扒铁轨颠覆日军列车事件。

1932年3月17日凌晨1时30分,双辽、长岭、梨树三县抗日义勇军联合破坏了四洮铁路卧虎屯南弯道处的铁轨,致使由郑家屯发出的有日军军官乘坐的19次列车,途经后土山弯道处突然脱轨。埋伏在铁路两侧的500多名义勇军战士,一齐向列车的车门和窗口猛烈射击。枪声停息后,200多名义勇军登上列车,逐车厢搜查去洮南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的日本军官,当搜查到最后一节车厢时,发现车厢内有人,日军向义勇军还击,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

与此同时,由郑家屯开出的39次列车,没有得到铁路沿线各车站的报告,飞速向出事地点驶来,行至后土山弯道处,与脱轨的19次列车相撞,一同翻跌到路基之下。车内一名日本军官当即撞轧而死,同时撞死的日本人达10余人,中国人员死亡约25人,重伤28人,轻伤50余人。活着的日本军人惊恐万状,其它日军军官死守车厢顽抗,无一人敢迈出车门半步去郑家屯送信。

这次颠覆列车事件,是双辽、长岭、梨树三县抗日义勇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行动。他们事先侦察了列车经过的路线,看好了地形,选择了破坏铁轨的路段,他们将弯道处20余米长的三节铁轨全部拆除,使铁轨错位,然后分兵把守铁路两侧的土崖,进行伏击。日本军官所乘坐的19次列车被颠覆后,日军首脑机关十分震惊,日满铁道事务所代表连续12次向四洮路局长发报,并将列车脱轨撞毁的现场记录报告给奉天的日本铁路首脑机关。据日本驻大连铁道事务所编的《时局重要月志》记载:“关于四(四平)、洮(洮南)铁路第19次列车事故,禁止报界采访刊登”。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深恐此事件公诸于众,会造成日军内部混乱,削弱日军的战斗力。义勇军扒毁铁轨袭击列车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松辽大地,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纷纷揭竿而起,把反满抗日的烈火,迅速烧遍东北各地的城镇乡村。


3、杨氏三雄颠覆日军列车


1933年到1934年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东北地区的掠夺和压迫,他们烧杀强掠,无恶不作。不甘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地斗争。郑家屯铁路乃至平齐线的铁路职工也频频向日本侵略者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大土山车站的杨氏三兄弟,杨海、杨江、杨河就是其中的一例。

杨海、杨江、杨河三兄弟都是铁路工人。日寇侵占中国后,每当他们看到在自己的铁路上运载着用来打自己人的物资和军火时就义愤填膺,他们三兄弟暗地里组织了20余名铁路员工,活跃在大土山、卧虎屯、骆驼岭、玻璃山一带的铁路运输线上,只要是知道日寇的军火列车在此通过,他们就采取行动。

1933年的一个秋天,他们听说日本侵略者的军火列车要从大土山铁路线通过,三兄弟就带领20余名员工松动了一段铁路连结铁轨的鱼尾板,使列车通过时脱轨。还有一次,日本侵略者一列满载着物资和军火的列车在郑家屯到太平川这条铁路线上示威,三兄弟气愤到了极点,晚上趁火车停车之机,带领20余名员工卸下铁轨,使列车又一次颠覆。后来日本侵略者知道是杨氏三兄弟带头破坏铁路,就到处抓杨氏三兄弟,由于三兄弟平时深受群众爱戴,所以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掩护他们。一个名叫沈勋章的工头,见日寇到处抓三兄弟,惟恐三兄弟遭不幸,就偷偷地把三兄弟藏到亲戚家,日寇知道是沈勋章把三兄弟藏起来了,就找借口搜查沈勋章家。在搜查时,日本人木夏的狗乱吃沈家的食物,被一个员工看到打伤,日本人借机抄了沈勋章的家,并打伤了家人。工人们都纷纷起来抗议,日寇借机说工人闹事,带着机枪包围了沈勋章家。由于工人手无寸铁,沈勋章和工人们只好从后门逃走,杨氏三兄弟也随着撤走,逃到黄花甸子(现大土山飞机场)时,工人于河腿被子弹打断,沈勋章也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全身被刺了70余刀,令人惨不忍睹。杨氏三兄弟在混战中,打死了两个日本人,然后逃走。

此事件发生后,三兄弟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为了给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他们通过认识的工友,一起行动多次制造了颠覆列车的事件。从1933年到1934年,三兄弟破坏日寇军火列车几十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三兄弟被当地群众称为“杨氏三雄”。


4、于海川领导“反满抗日义勇军”


于海川(1878-1945),出生于贤良窝堡(现双辽市辽东街贤良窝堡屯),从小务农,初中文化。“九·一八”事变前,任雁翎区自卫小队长,带领二三十人打土匪,保家乡。“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于海川的妹夫陈亚新从日本留学归来,出任辽源县县长,于海川被委任为辽源县自卫大队大队长。由于于海川经常出入于日本驻郑机关,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暴行,便想辞去自卫大队队长职务。日本人为了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不但不允许他辞职,反而派他带领县大队去剿匪。于海川在围剿土匪及地方武装时,念其都是中国人,故意网开一面,日本人知情后,在军事会议上扬言要杀死于海川。此时,于海川在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与几个知心朋友商量,拉出自卫大队,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并与活动在法库一带的义勇军领导人高荫洲联系,他以剿匪为名,向日本人要枪支弹药,装备自卫大队。为了扩大队伍,于海川先后收编了愿意抗日的“南侠”、“六合”等土匪绺子。于海川首先卖掉自家的土地,以筹集资金,条件成熟后,在白庙子(现双辽市王奔镇呈祥村)成立了“反满抗日义勇军”,于海川自任司令。

1932年9月,于海川领导的反满抗日义勇军联系东北抗日辽蒙边骑兵部队、西辽河游击队,决定攻打郑家屯。于海川等义勇军领导人在郑家屯南张家窝堡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围攻郑家屯,驱逐日本人。会后,叛徒张林向日本人告密,义勇军被迫提前行动。义勇军抢先占领了山场屯、白市、金宝屯等铁路咽喉要地,扒铁路、割电线,部署阻击部队。21日,3000余名义勇军完成了对郑家屯的包围,并将日军增援部队阻击于金宝屯以南。

战斗打响后,义勇军第三团首先攻破东门,并从靖公馆一直打到吴俊升公馆。义勇军的大刀队负责攻打郑家屯火车站,他们烧毁了郑通铁路上的木桥和石油仓库,义勇军的另一支队伍攻破监狱,放出被关押的100余名中国人。义勇军攻破东门后,西门和北门也先后被攻破,战斗中,义勇军还炮击了日军领署、满铁公所、宪兵队、警察署,警察署长身受重伤。日军被迫退守南大营(现双辽市第一人民医院),义勇军组织火力攻打南大营,终未攻下。

23日凌晨,于海川得到日本人要用飞机轰炸郑家屯的消息后,为了保护郑家屯父老乡亲免遭日寇报复,决定撤出郑家屯,去康平、法库一带与高荫洲的义勇军汇合。高荫洲原为张学良旧部,曾在事发前派人协助于海川攻打郑家屯。在义勇军转移中,经由科左后旗大蒿子屯时,于海川被蒙古兵统领包善一抓住,交给日本人。日本人审问于海川“你为什么打日本人?”于海川反问日本人:“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于海川面对严刑拷打,威武不屈,还公开声明:“如果放我出去,还要组织部队打日本!”后来日本人将他送往伪满新京监狱,定为国事犯,判以“要事查人”(属管制人员)。1936年4月,因地方出人保举,于海川被释放回到故里。1945年春夏之交,病逝于郑家屯,时年67岁。于海川义勇军攻打郑家屯的义举震惊中外,当时《京报》对此以“郑家屯大破坏,日军死伤极重”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于海川所组织的义勇军虽然在双辽县内活动一两个月便失败了,但是,于海川弃暗投明,奋勇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果敢行为和爱国护乡的民族精神,一直被双辽人民所敬仰。


5、祝化申勇擒日本兵


祝化申,祖籍热河,猎人出身,练就一手好枪法。“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日义勇军,在辽西走廊一带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但鉴于张学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兵败退往关内。祝化申所在的义勇军孤军难抵日寇,最后在山海关外镜子山被日军空陆结合的强攻所打散。1937年,祝氏家族隐姓埋名举家迁徙来到双辽县镇边堡屯落户务农。

1945年8月初的一天,祝化申去离家六里地的古井屯王家喝喜酒,听乡民们议论说,早晨有人看到一个日本兵用军用水壶来屯子里井台边灌水,估计村外野地里还有日本兵。

祝化申闻知,心中灵机一动,又勾起他打鬼子的勃勃雄心,便身佩一把短刀会同王安(家中有一把撸子)一起向屯子西边走去,借着庄稼稞子作隐蔽前行查找,当祝化申走到离屯子半里多地时,看到有八九个日本兵东倒西歪地在高粱地边儿休息,他们嘴里像在吃着什么东西。日本兵的身边有三支步枪,立搭在一起,每个人身上都带有四枚手榴弹,但不见有短枪,看来他们里边没有当官的,最大的也只不过是个士官而已。

当祝、王二人从庄稼地里走近日本兵时,这些人出现惊恐疑虑的神色。日本兵里面有两名懂一些中国话的,听祝、王二人劝他们去村子里吃好的,还喝酒时,他们索性把背包中烧得黑糊糊的青玉米棒子掏了出来。祝化申趁他们不注意这个功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枪支处操起枪来,先撂倒一个贼眉鼠眼的日本兵,王安趁此机会也拿着撸子朝日本兵连放两枪,但没打中,自己却吓跑了。

这时,日本兵也意识到情况不妙,有一人欲要抢到一支枪,祝化申不愧是见过世面的武行出身,他扣动板机结果这个日本兵,没容日本人缓气,他又用刺刀扎住一个,祝化申控制了另外两支枪。一个日本兵恼羞成怒,冲上前来要和祝化申拼命,祝化申虚晃一枪,一个侧身刺又结果了一个,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向一片谷地跑去,祝化申抱起三支枪穷追不舍。正在这时,祝化申的儿子连同乡民们赶到,谷地中的日本兵不知所措,最后还是被祝化申一枪给击毙了。几乎是同时,听到高粱地那边传来一声巨响,跑到那边的四个日本兵拥抱在一起引爆自尽了。就这样,前后不到20分钟,9个日本兵全被报销了,缴获步枪3支和手榴弹十几枚。祝化申独胆消灭鬼子兵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1946年春,祝化申携带缴获日本鬼子的战利品参加了人民军队“一四七”团,祝化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6、于凤至的抗日爱国情怀


于凤至,品貌超人,天资聪慧,对张学良真正起到了身边“军师”的作用。于凤至16岁考入奉天(沈阳)女子师范学校,于凤至之父于文斗,早年由山东省海阳县下关东,推挎车起家,靠经营粮栈米庄“丰聚长”为业,成为富户。由于于凤至其父与张作霖有患难之交,张作霖早有心娶于凤至为儿媳。张作霖在奉天发迹后,来到郑家屯,请算命先生算命,认定于凤至为“凤命”,与将门虎子乃为佳配。1916年8月8日(农历七月初十),经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作媒,于凤至与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在郑家屯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结为夫妻。于凤至、张学良两人婚后感情甚笃,于凤至不仅是贤内助,而且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军师,每逢大事,二人必合议而定,对丈夫真正起到了身边“军师”的作用。于凤至以其贤良、宽厚待人和聪慧的料事才能博得张氏家族的青睐与敬重,成为大帅府的内当家。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时,张学良不在奉天,形势极为严峻,于凤至临危不乱,果断地采取了密不发丧的策略,并及时给远征在外的张学良密拍了电报,当时,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撤军,惊闻凶信后,乔装赶回奉天,此时父帅已死,于凤至劝其节哀顺变,以防日本人乘乱生事,占领东北。这一切为张学良回奉天重整局面、挫败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东北的阴谋赢得了宝贵时间。“皇姑屯事件”,也为张学良后来逼蒋抗日埋下了伏笔。

于凤至曾慨然出资为其出生地怀德县大泉眼村办起“新民小学”,采取免费入学措施,使方圆10余里的贫困子弟都有机会入学受教育,她以重金捐赠,支持阎宝航、韩素秀等人兴办贫儿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

1930年,郑家屯遭受特大洪水袭击,于凤至组织“女子急赈会”,为灾区捐资5万大洋。在于凤至的影响下,张学良在郑家屯也大力资助兴办商业,亲自批准设立“富裕银行”郑家屯分号,兴建了西街大戏院等诸多有利于当地居民的设施。

1936年,“西安事变”后,正在国外陪伴子女求学的于凤至,得知张学良被蒋介石囚于奉化,毅然于1937年初遄返归国。经她据理力争,蒋介石同意她到奉化伴狱。在长达3年的囹圄生活中,于风至受尽折磨,大病缠身。张学良于1940年为于凤至提出去国外就医的请求,于凤至才赴美治病。


7、吴俊升的抵日倾向


1928年 6月4日,吴俊升闻讯张作霖乘专车离京返奉,远迎至山海关,二人同乘一节车厢回奉。清晨5时30分,专车行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三洞桥附近,遭日本关东军暗算,车厢被炸毁,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场身亡,时年65岁。

吴俊升,男,原名吴兆恩,字秀峰,后改名俊升,字兴权,又子琴,绰号“吴大舌头”。吴俊升幼年从父落户奉天(今沈阳),发迹于郑家屯。后因其有相马的奇招被张作霖赏识,官运亨通,1921年,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东北三省司令部代总司令等职,是奉系军阀的重要首脑之一、副大元帅,被人尊称为“吴大帅”。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使吴俊升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吴俊升深深感悟到中华民族只有赶走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才能不再身陷囹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策划的“满蒙独立”运动,吴俊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历次剿匪、平息乌泰王等叛乱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英雄胆略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屡建奇功,破灭了满蒙军复新蒙,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所策划的“满蒙独立”运动。

乌泰叛国势力被瓦解之后,又出现了巴布扎布叛国势力。巴布扎布在日俄战争后,成为蒙古王公。其人曾接受日本间谍征召,参加“洋队”,袭扰俄军后方,切断其粮食和武器运输线。因而他从日军手里得到不少枪弹、粮食和金钱,充实了自己的力量。1913年一天的夜里,巴布扎布携妻子儿女和三四十名部下投奔了大库伦,参加了蒙古“独立”,等他到达大库伦时已搜罗了2000余人。为了拉拢巴布扎布,日本人川岛浪速派了他的义弟川岛浪平等几位浪人去往哈拉哈河游说,终于使巴布扎布参加了宗社党。此后,日本关东军通过在长春的日本洋行日清火柴公司和三井物产支店,用火柴箱和大酱坛子作为伪装,为巴布扎布的叛军运去了许多炸药和子弹,增强了巴布扎布的军事实力。这样还觉得不放心,善耆和巴布扎布还立子为质,以坚信誓,结成了死党。

一天,吴俊升得知日本大尉松井清助率众向蒙古勤王军运送几十车军火,押送大车的有匪首薄益之、天鬼和左宪章等100余人。吴俊升当机立断,在距离卧虎屯还有五六里地的地方截下了这批军火。在这次战斗中,除截下这批军火外,还打死日本侵略者13名、土匪30名、蒙满叛军9名。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仍然贼心不死,时刻企图卷土重来。1915年12月,袁世凯洪宪帝制之举遭全国反对,陷灭顶之灾,其统治摇摇欲坠,川岛速浪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再次唆使善耆等宗社党分子与内蒙上层民族分裂分子巴布扎布等勾结在一起,继续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1916年,吴俊升又参加了对内蒙古上层分裂分子巴布扎布叛乱的围剿。突泉一战,他不顾左臂中弹,始终战斗在阵地最前沿,立下了赫赫战功,获二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章各一枚。

1924年(民国十三年),吴俊升在郑家屯建吴氏家祠时,把平息乌泰叛乱时他曾用过的铁炮中的两门安置在家庙(原市防疫站旧址)门前,以示功勋。随着吴俊升的发迹和荣升,在郑家屯不断扩建大帅府私邸,兼备日后随时来郑驻防之用,其意欲以此光宗耀祖,并显赫军威,后人称谓的“吴大帅府”,因其门前大街建有两座牌坊,又被群众称为“老吴辕门”(现郑家屯博物馆)。

1928年6月,日本强烈希望张作霖留在关内同中国革命军决战,以造成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张作霖在直系军阀要员于珍、孔繁蔚劝导下,识破了日本的阴谋,晓以民族大义,决定率部出关,返回奉天(今沈阳),通电革命军,愿与革命军言和,他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这说明张作霖自愿放弃军阀割据,归顺中华民国。由于他不能满足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认为他没有用处了,如果张作霖真的与国民革命军成为一体,据守东北,将是日本入侵东北一大障碍,为此决定除掉张作霖。他们掌握了张作霖返回奉天乘坐的京奉线兰色铁甲列车和时间,由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指挥,在南满铁路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处,埋下了30麻袋炸药。以电线通至500米处的了望台,由东宫铁男大尉控炸。

1928年 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返奉。奉天留守官员吴俊升闻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迎接。6月4日凌晨5时3 0分,当列车八号车厢行驶到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皇姑屯——沈阳之间三洞桥时,轰隆一声巨响,七、八、九三节车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专车被炸毁,桥帮被炸改形,桥上铁板被炸得飞出很远,桥墩东头炸去一部分,火车有两辆车厢全部被炸飞,光剩底盘。吴俊升被炸飞的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左太阳穴撞伤,右额部有二寸左右的裂口,生命垂危。两名随从把他从车上抱下来,放到在附近巧遇的马车上便死了。闻讯赶来的张副官,仍然把吴俊升放到汽车上,拉回到沈阳小河沿的吴公馆。日本人还故意丢在现场两具辩不清面目的尸体,在上衣口袋里放进中国革命军身份证件,企图嫁祸于革命军,蓄意制造混乱。此事件史称“皇姑屯事件”。随后,日本关东军公开承认对此事件负责。吴俊升的尸体从6月4日被炸身亡直到10月10日下葬,整整停灵4个月零9天,后被埋葬于昌图县兴隆沟五龙岗。

总之,纵观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长期霸占,特别是日军悍然进驻郑家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郑家屯事件、山场屯惨案、郑家屯铁路员工宿舍惨案以及在郑家屯设秘密监狱等史实,再一次证明日本侵略者对双辽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最不人道的一页。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双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作为双辽人,每当想起那些难忘的岁月,你的心是不是在流血?你是否想起了那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而献身的所有中国军人、民间武装抗日志士;你是否想起了那些为帮助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盟国军人与国际友人;你是否想起了那些为民族大义身赴国难而捐躯的海外中华儿女;你又是否想起了千千万万惨死在法西斯魔爪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是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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